与传统的工业经济相比，数字经济具有边际成本低、网络效应大、无形资产占比高、虚拟性隐蔽性强、反馈迭代及时、可贸易程度高等鲜明的特点，使得对数字经济中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纳税地点、纳税环节等基本税制要素的认定，现行主流税收体系明显不适应。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对现行税收制度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挑战国家税收管辖权。数字经济网络化数字化特性，使得数据要素、商品和服务的跨境流动十分容易，传统的海关、国境的物理边界被打破，企业和个人无需借助物理场所即可在不同国家开展经营活动，跨国利润转移和避税非常便利。比如谷歌、苹果、脸书等跨国企业轻易将大量收入和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围绕数字经济活动的征税管辖权和收入分配，国家间的争夺和冲突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烈。对跨境数字经济活动征税对象能否有效认定，能否及时征到税，能否保障国际分配中的国家税收利益，直接关系国家税收管辖权，甚至国家主权。

挑战税源税基确认。数字技术与经济活动的深度融合催生了许多新模式、新业态，而现行税制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新业态能否有效转化为新税源，原有课税对象的判定标准与新业态之间的衔接存在矛盾。例如共享经济，个人通过互联网平台出租闲置车辆或提供顺风车服务，是适用于交通运输服务、租赁业务进行课税，还是应课征个人所得税。同时，数字经济下，个人与企业的边界变得模糊。数字经济使得商业经营门槛大幅降低，尤其是微商、直播带货等C2C经营模式的兴起，大量自然人借助互联网成为商业经营主体，税收主体呈现分散化个人化趋势。个人经营者没有工商登记、税务登记，税务部门难以监控交易情况。这些都对税源税基确认带来巨大挑战，面临严重的税基侵蚀与流失的问题。

挑战税制税种适应性。数字经济下产业平台化、生态化、偏平化发展趋势明显，传统产业边界打破。制造即服务，软件即服务，数据即服务，用户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用户成为价值创造新主体，产业链和价值创造链条被重构。我国的增值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税，都面临严重的不适应问题。比如，增值税以“环环征收，增值征税”为基础、按商品与服务类别分别征收的方式，从根子上难于适应数字经济下产业融合的大趋势，而增值税占我国全部税收收入的40%左右，我国整个财政制度都将带来巨大考验。企业所得税征管中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在数字经济领域确定企业收入的分类变得越来越困难。比如特许权使用费、服务费和商业利润常常难以区分，一个典型例子是3D打印，如果买方获得许可在当地使用设计并打印产品，则不能区分买方支付的全部费用多大比例是特许权使用费，多大比例是服务费和商业利润。

挑战税负公平性。数字经济的发展引发了新的税收负担不公平问题。首先是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税负不公平。由于对数字经济征税能力不足，事实上造成数字经济税负轻于传统产业。比如欧洲委员会评估，传统行业平均税率为23.2%，而数字行业有效平均税率仅为9.5%。其次是线上与线下业务税负不公平。随着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各类零工经济的崛起，即便是大量个体工商户，从事线下生产经营活动的税负，总体高于线上经营的，不仅造成国家税收流失，也伤及税收公平原则。另外，境内企业与境外企业，经营与劳务所得，不同经营模式收入之间的税负公平问题，在数字经济下都面临新的问题。

挑战国家征税能力。征税能力是国家能力的基础之一。政府能否有效从经济体系中征收到合理的税收，直接关系政权运行保障、公共服务提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数字经济发展对征税体系的数字化智能化要求提出紧迫要求。一方面是平台化，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中，企业是整个经济运行的核心，在数字经济领域，交易平台具有的“虚拟性”和强大的聚集力、消费者进入成本几乎为零等特征，使得网络交易平台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交易平台上聚集着数以亿计的参与者，打破了交易的时空与地域限制，如何在平台化生态体系有效征税面临挑战。另一方面是去中心化，互联网交易的无住地、无纸化、无痕化，经济交易活动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虚拟性，通过区块链、暗网交易的便利度很高，难以获取企业和个人经营者真实的交易资料，更无法将交易流、货币流完全匹配，使现有的税收征管与稽查更加困难。

挑战税收分享分配。数字经济的业务拓展，无需设立分支机构或任何物理存在，即可实现跨地区跨国境进行商品和服务交易，经营地与消费地之间可完全脱离。加之平台化、头部企业垄断化、人才集聚化等因素，数字经济下以经营主体衡量的经济集中度会进一步提高，平台收入会高度集中在少数地区，但这些收入其实来自于全国各地遍布的用户。例如，我国目前90%以上的网络直播收入集中在北京，82.4%共的享单车收入集中在四川成都，71.1%就业中介招聘收入集中在北京。如果继续采取企业注册地或生产地征税，则这种供需主体地理错位带来的增值税、所得税等税种的缴纳，将明显集中到几个少数数字经济发达地区，必将进一步加大地区发展差距，加剧地区间财力不平衡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