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市场普遍认为，“十四五”规划将更加聚焦高质量发展，拥抱数字经济，推动产业升级，改善供需结构，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持续优化。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楠、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信息技术部副研究员杜庆昊和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教授王正攀三位专家围绕数字经济话题展开讨论。

信息技术和科技发展为数字经济培育提供沃土

记者：“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在数字化程度日益增强的世界里，数字经济无疑将成为“十四五”时期乃至中长期我国形成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和国际竞争的新战场。在各位专家看来，“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将面临哪些战略机遇？

张楠：首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带来了发展机遇。当前，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迎来发展风口，新一代人工智能、下一代信息通信、高端芯片设计制造等核心技术也将成为“十四五”时期重点突破领域。信息技术和科技发展为数字经济的培育提供了沃土，对促进投资，稳定经济增长，带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和完善产业链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中央到地方的政策部署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发展环境。2015年，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大数据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数据是一种新型生产要素。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此外，北京、广州等地也不断出台各项政策，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随着中央和地方的多措并举以及不断完善政策制度设计，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将不断释放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

最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的在线交流和在线消费习惯得到进一步培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5月，互联网相关的新业态、新模式保持逆势增长。其中，电子政务、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各类线上服务呈现爆发式增长。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优势进一步凸显，用户形成的在线消费习惯以及新的消费需求将进一步刺激数字经济发展。

杜庆昊：当前，以信息技术和数据作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经济大国。“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新阶段面临新特点，也为数字经济发展孕育了新机遇。

一是疫情防控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居民购物显著减少，消费需求和生产需求不断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很多需求通过在线购物、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办公等形式实现，“宅经济”得到快速增长，“零接触服务”迎来新机遇，新型互联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同时，大数据的重要性充分展现，很多行业因疫情防控需要开展的“触网”尝试获得成功，这为“十四五”时期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二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新动能新动力。一方面，数字化有助于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改变传统制造业的研发与生产流程，打造数字化供应链，推动质量变革；另一方面，数字化有助于加快培育增长新动能，数字技术本身就是科技革命产生的创新成果，并以数字化方式实现不同方式的创新，推动动力变革。“十四五”时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努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数字经济将在培育新动能、打造新动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是“十四五”规划编制为谋划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契机。近日，“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正式启动。五年规划编制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也包括数字经济发展。通过规划编制，能够进一步总结数字经济发展经验，认清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正视数字经济发展困境，明确数字经济发展目标和任务，为“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谋篇布局。

王正攀：一方面，人类步入数据价值凸显的信用社会发展阶段为“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奠定了趋势。人类社会相继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阶段，随着大数据积累和大数据技术发展，在“十四五”时期或不久的将来，即将步入信用社会。信用社会的主要特点是数据的价值将得到凸显，以数据为主要要素、以数字技术为主要载体的数字经济将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比如数字货币可能不再与国家绝对财富相对应，而是与主权信用相挂钩。此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已在全社会形成共识。目前，主要国家都在加紧数字经济布局，纷纷出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以提升国家竞争力。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信息基础设施、传统数字化转型、新技术新业态、信息服务的发展。“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必将有更大发展。

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重要论述为“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基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把数字经济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作出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快车道”“新常态要有新动力，数字经济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的明确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数字经济。这为“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建设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

记者：从各位专家的讨论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全球性大趋势：数字领域正在成为全球竞争的新“战场”，而数字经济已成为与传统商品经济一样重要的新空间。有观点认为，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领域逐渐显现的竞争态势，在未来的激烈程度将不亚于商品贸易领域的竞争。从全球来看，中国发展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将遇到哪些挑战？

张楠：从全球来看，中国发展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面临内部发展和外部压力两方面挑战。

从内部发展来看，尽管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我国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发展仍面临不少挑战。比如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还有待进一步补充完善，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应用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随着数字化应用逐步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市民生活的各个环节，各类信息安全和隐私泄露事件频发，这些问题已经成为阻碍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农业农村数字化应用不够深入，一些传统产业生产经营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有待提高。在此次疫情期间，不少行业遭到重创，经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压力巨大；数字化产业区域聚集发展，但产业生态结构脆弱，地区发展水平不均衡。国际领先企业较少，品牌影响力亟待提升。

从国际压力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在数字化发展领域愈演愈烈。从“华为断供”到“TikTok封杀”，美国对华遏制的政策已快速延伸到了数字经济领域，成为中国数字化产业转型、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新挑战。此外，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世界主要国家都更加意识到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信息技术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加大。据GSA统计，截至2020年3月底，全球123个国家的381个运营商宣布过它们正在投资建设5G。可以预期，数字经济将成为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

杜庆昊：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发展方向。数字经济包括数字技术、数字贸易、数字产品等，这些本身就是新商品、新服务，也是传统商品贸易的交易载体、支付载体、加速载体。从“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来看，数字经济的竞争态势将更加剧烈。

一方面，未来的竞争是科技之争，数字技术成为必争之地。科技决定国力，当代国际竞争实质上是一场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竞争。数字经济建设在包括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在内的数字新技术体系上，这些技术都是科技创新的产物，是推动“十四五”乃至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必不可少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从这个角度讲，无论怎么强调和重视数字经济、数字技术都不为过。近年来，美国不断加紧对我国科技制裁措施、加大对我国科技公司制裁力度，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与我们争夺数字技术话语权。

另一方面，未来的竞争是信息之争，数据要素成为关键要素。此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并列，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和深远意义。数据生产要素属性的提升，关系着资源配置，关系着收入分配，关系着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也关系着我国发展的未来。因此，“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加快培育和发展数据要素市场，释放数据红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王正攀：”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一是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突出。一方面，产业间发展不均衡，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三二一产逆向渗透趋势，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较为超前，第一、二产业数字经济则相对滞后。另一方面，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广东、江苏、浙江等地数字经济规模较大，“强者恒强”效应显著；而一些西部省份数字经济总量则差距明显。二是数字经济发展保障机制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数字经济的背后凸显的是发展理念的创新，是技术的进步，也是治理方式的革新。当前，我们在数字经济治理方面还存在明显短板。比如现有规则不适应数字经济新发展新变化，监管手段滞后；数据开放和共享质量不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亟待加强；网络和信息安全问题不断显现，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三是数字经济领域国际竞争不断加剧。各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已经从基础型数字经济拓展到覆盖技术型、资源型、融合型、服务型数字经济等在内的多个领域，不仅仅是跨国企业、单一技术或者单一产业的竞争，更多是融合了基础设施、技术标准、成果转化、跨界融合、智能应用、网络协同等多环节、多领域的综合创新实力的竞争。数字经济已成为新的竞争高地，“十四五”时期各国在数字经济领域主导权的竞争和布局也将变得空前剧烈。

发挥数字经济在新发展阶段的引领作用

记者：各位专家认为，“十四五”时期如何发展数字经济？如何以数字经济引领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发展？

张楠：数字经济是我国实现经济复苏的战略机遇，发挥数字经济在新发展阶段的引领作用，需要采取更有力举措为经济发展培育新优势、注入新动能。

第一，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政府应加大政策调节力度，综合应用财政、金融、行政等宏观与微观政策手段，在疫情期间帮助企业稳产纾困，并健全完善与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相适应的制度规则；抓紧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完善数据安全法律法规的配套制度建设，以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个人数据收集与处理提供较为完备的制度框架。

第二，加强关键核心应用技术集中攻关和加速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高端芯片、面板制造等为核心，加大研发投入和攻关力度，重点打通纵向原材料、设备、零部件到终端的完整数字经济产业链；在量子计算、石墨烯等新技术、新材料领域提前规划；布局推动5G基站和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关注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和分布式边缘数据中心等下一代数据中心建设，提升边缘节点与数据中心及边缘节点之间的数据能力。

第三，创新服务模式供给，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重点支持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线上办公、数字化治理等新业态模式，培育创新龙头企业、独角兽企业以及大批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将场景优势充分转化为产业发展新动能，提速数字经济；多维释放数据和技术应用场景，构建农业、工业、公共资源交易等领域数据规范化开发利用的场景，加速传统文化产业数字化升级。

第四，发挥数字经济潜能，拉动内需，畅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当前，全球传统产业供应链被切断，数字经济成为巩固国内国际“双循环”之间的纽带。我国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夯实内生需求，并借助于数字经济服务持续对外开放，参与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的重塑。

杜庆昊：我认为，关键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发挥好数字经济在“十四五”期间的引领作用。

第一，以数字经济发展引领形成新发展格局。国民经济内循环体系主要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数字经济在打通各环节堵点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在生产环节，离开数字技术和相关数据，各种精密设备就无法运转，各类工业制品也就无法生产；在分配环节，数据参与分配进一步提升了数据资产价值，拓宽收入分配渠道；在物流环节，各类射频芯片、传感芯片和互联网等是推动数字物流发展、提升物流效率的关键；在消费环节，随着5G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智能化终端电子产品的升级换代速度将加快，基于网络的消费将持续升温。因此，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有助于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第二，以数字经济发展培育新发展动能。“十四五”时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一是继续扩大国内信息消费，加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设计和生产符合市场预期和需求的产品。二是大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农业”“互联网+服务业”向纵深发展，释放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三是打造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发挥好“一带一路”新型国际合作平台作用，推动沿线国家在技术交流、数据共享、市场贸易、信息消费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培育更多利益契合点和经济增长点。

第三，以数字经济发展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突出强调经济增长的更高效益、更高质量和更好均衡，数字经济在助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方面大有可为。一是以新基建助推经济更高效益。加快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产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信息、物资和人员的流动提供更好的基础条件。二是以新产业助推经济更高质量。大力发展集成电路、5G、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研发推广无人配送机器等新产品，提升经济体系价值层级。三是以新治理助推经济更好均衡。加强对数字经济中小企业支持，加大宽带上网和移动通讯减费力度，探索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信息产品消费补贴，有效消除“数字鸿沟”。

王正攀：一是准确把握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应用前景，也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比如，企业、个人、公共服务机构全面触网，经济社会深度线上化；大数据助力抗疫发挥了重要作用，数据成为战略性资源；线上经济活动需求高涨，新基建迎来发展机遇；“得数字化者得先机”的态势明显，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

二是积极营造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数字经济的作用。“十四五”时期，应从以下几方面着力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其一，优化鼓励新技术新业态发展的法治环境。我们已初步构建了互联网法律法规体系，但由于互联网领域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相关立法进程依然落后于产业发展，许多领域甚至面临着法律监管空缺的局面，数字经济法治环境亟待改善。其二，加强对“卡脖子”技术攻关的政策支持，力争将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材料和技术列入“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通过“揭榜挂帅”方式，加速核心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攻关。其三，深化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监管创新。“十四五”时期要继续创新监管方式，探索适应新业态特点的监管办法。

三是重点推动数字经济关键领域、核心领域、短板领域的突破发展。加快发展数字科技，以数字科技大突破带动数字经济大发展；加快推进数字基建，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实现数字基建供给和需求精准匹配；加快释放数据红利，尽快建立数据确权规范和机制，明确数据参与分配的具体办法，让数据的价值得到充分彰显；加快发展产业互联网，推进传统产业广泛应用数字化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和新商业模式，提高生产流通与服务效率。（记者周子勋）